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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(十)

日期:2012-07-01 13:51 来源:《黄埔》 作者:口述/王延洲 整理/吴昌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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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九章   

  凯旋门前,见到师部女兵,满面羞红

  聂凤智搭桥,良辰吉日就在今宵

  1952年9月,华东空军司令聂凤智接任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,指挥“加打一番”作战重任。所谓“加打一番”,就是赴朝志愿军空军进行第二番轮战,即已经参加过和正在作战的空军部队继续轮番作战,以加强实战锻炼,增强战斗力。

  空二师六团轮换到一线作战,四团则转场经济南飞回上海大场机场,凯旋归来。1952年春,空二师在上海江湾机场举行隆重庆功大会,由华东空军司令部主持,表彰抗美援朝参战有功人员。在大和岛空战中,出现一位二级战斗英雄、多位一等功臣,我也荣立二等功,被评为模范双机组,并授给我中队锦旗一面。我与2号僚机飞行员周振东的照片和空战事迹,刊登在当天《解放日报》头版上,后来《解放军画报》也刊出我的巨幅照片。上海大商店窗橱和读报栏内,也有我着飞行员服装的巨幅照片。一时间,我成了“空军英雄”。在司令部工作的女同志和一些外地女大学生纷纷寄来慰问信,有些是求爱信,还夹着芳容玉照,女孩子吐露出景仰与敬佩之情,也许这和当时魏巍写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有关,当然姑娘们心目中的“最可爱的人”,是志愿军指战员,我不过是个代表而已。我的女友在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,师部的女同志难道一点不知道?我纳闷了好久,见到师部的女同志,头也不敢抬。

  庆功会以后,组织上提升我任四团射击主任。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很生疏的。我虚心求教老师,一有空就埋头读《射击学教材》,或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,时间长了,获得一些心得体会,工作得以顺利开展。

  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结束。美军终于被迫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。消息传出,官兵们一片欢腾。战争终于结束了,以后将和平建设新中国。这年我33岁,早已过了而立之年,我想在晨风轻拂的日子与女友并肩散步,更想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家……

  战争结束,但空军训练一时一刻也未停止过。空二师新补进来的飞行员很多,他们没有实战经验,需要带飞、多飞,让他们的翅膀长硬,以担负起祖国东南沿海的空防任务。师部任命我为四团领航主任,领航主任是全团飞行员的飞行主管,责任重大,组织上给我配备一名领航参谋协助工作。我俩的合作很默契。

  聂凤智凯旋,召开了一次座谈会。我有幸聆听他的讲话。我对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将军颇有几分敬仰之情,觉得聂凤智是一位传奇将军,他不仅战功卓著,而且儿女情长。1953年10月,他在百忙中为我爱人齐书云从华北空军调来华东空军,做了不少牵线搭桥的工作。这一点使我感激难忘。

  1953年7月,我接到通知,去青岛疗养。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去青岛这座离别近20年的城市。这里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阶梯,这里有我的父亲,能与家人见面,真是一桩喜事。

  我们一部分飞行员在青岛市荣成路空军疗养院疗养。每日的活动安排得井井有序,劳逸结合,有球赛、海水浴、参观游览、文娱活动、健身减肥等等。飞行员伙食标准高,极易患肥胖症,医生说:“办法只有一个:穷折腾!”叫你活动、跑步、打球,不停地折腾,就折腾瘦了。不少同志表示这种生活过够了,要求回去。但不到规定日期,是不让你走的。利用休假日,邀请飞行员梁兆恕一同到华阳支路我父亲处探望。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继母以及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他们都很小。全家人忙里忙外,热情款待。父亲仍为商家当店员。不过解放以后,工人阶级当家做主,再也不会受老板的气了。

  回到上海后,团政委陈德埃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我回家的情况,我一一作了汇报。陈政委显然是有所指向,他问:“你没有仔细了解一下家庭情况吗?”我说没有。关于我的家庭成份,在长春时被定为“贫农”,在历次填政审表时,我都是这样填的。陈政委说:“不错,1937年以前是这样。但后来,你父亲在青岛的收入不薄,在你们老家日照置了几亩地,因为无人耕种,租给人家收租,这就成了剥削阶级。所以你家庭成份应为下中农。”

  我听了这话,心想贫下中农是一家嘛,仍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。但是一股无名火直往上冲,态度有点不冷静地说:“家庭成份不管怎么变,反正我从小就离开了家。参加抗日,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,就是家庭变成了地主,我没有享受过,与我无关,至于组织问题,给我解决我革命,不给我解决我也革命。”没有多久,有位知情的党员同志批评我说:“你总是改不了那暴躁脾气,组织上对你入党的事已通过了,这是由陈政委最后找你谈话,是你自己造成的结果。”好在团党委并没有取消我培养对象的资格,支部意见再观察帮助一段时间再说。

  11月20日晚饭后,营房大门传达室突然打来电话,说话的是位女同志,让我很诧异。当她报出姓名,才使我恍然大悟,是齐书云打来的电话。原以为是长途电话,一问才知道她就在营房大门传达室。这真是喜从天降,她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。我将齐书云领到宿舍后,返身到领导那里汇报,备饭,请示安排住处,忙得不亦乐乎。

  第二天是星期日。早晨,团长很关心地放我一天假,领着爱人去逛逛上海。我带着齐书云先在南京路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,我俩都身穿解放军制服,吸引了旁观者的目光。齐书云告诉我,她那边结婚的手续都已办妥,只等我这边了。既然是来办喜事的,我俩来到大商店买了一些衣物用具。

  下午5时返回营房。刚进宿舍大门,就感到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,礼堂里张贴着大红对联,长桌上放着瓜子、香烟、糖果、茶具等。我这才悟过来,今晚组织上要为我和齐书云办婚事,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感到领导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晚7时,师长夏伯勋、团领导和同志们都来参加婚礼,礼堂坐满了。司仪宣布新郎新娘入席,证婚人就位,婚礼开始。首先向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像三鞠躬,团政委陈德埃是证婚人,他宣布:“今天是王延洲、齐书云同志结婚典礼。在这喜庆的日子里,我代表四团全体同志祝贺新婚夫妇白头偕老、生活幸福、早生贵子……”接着齐参谋长宣读贺词:“我以与新娘同姓的身份,代表全团同志向你们祝贺!”同志们要我介绍恋爱经过,要新娘唱歌,还要闹洞房,又唱又跳直到深夜,然后簇拥着新郎新娘入洞房。

  革命军人以保卫祖国为重。婚后第3天,上海突发空袭警报。我职责在身,迅速奔赴机场待命。12月上旬,我团移防杭州,这是军事秘密。我只能告诉齐书云有任务,先离开上海。蜜月刚过,我俩又劳燕分飞了。   

  第二十章  天下太平,转业体委

  周总理:“你就是驾机到解放区的王延洲?”

  移防杭州,进驻笕桥机场。这里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旧址。每到一个新驻地,首要工作就是让飞行员熟悉地形地貌,了解当地气象资料及天气状况与规律。

  1954年春节即将来临,上级有令,让所有家属来杭州一游,高高兴兴过个新年。齐书云又出现在我面前。还没有等到晚饭,副团长王天保通知说:“组织决定,由你带一个中队,马上飞宁波去执行任务,午后出发。”我立即登机,率领僚机腾空而去。一个星期后,领导准备将我妻子调到宁波,让我们团聚。我着手准备妻子到来的吃住等事宜。结果情况又变了,由团里转来华东空军司令部的通知,限三天内全军团领航主任到北京学习三个月,即刻启程。我到杭州时天已黑了,当晚妻子送我上火车。学习期满,部队已移防山东高密,我直接归队。在高密,我们夫妻得以团聚。

  在高密驻防的日子里,妻子在我的劝导下,拾起了放弃多年的高中课本,认真复习,准备考大学。她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了两年后参军,在军队中当过文化教员,有一定基础。我觉得妻子随我的工作调动而调动,工作不固定,学不到什么,不如考大学,将来像她父亲一样,成为国家有用人才。妻子很认真,每天学习到深夜。

  1954年5月,我奉命调到空九师任领航副主任。空九师是歼击机师,师长李旭昌,全师装备苏联拉—11飞机近200架,飞行员平均年龄为25岁。他们飞行时间不多,这就需要加大训练力度。空九师属沈阳军区,师部设在吉林省柳河县。我将妻子安顿好后,从山东高密坐火车到北京,然后赴吉林柳河报到。不久,妻子从北京来信,她已怀孕,晋级和将生子双喜临门使我高兴极了。我与前任师领航主任杨玉磷办了飞机清点交接手续,一切妥当后,我即赴东丰县机场帮助各团开展夜航训练。东北气候寒冷,怕妻子怀孕后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条件,我劝她请假回北京与她父母同住,一心准备参加高考。当然,怀孕可能对她是一个额外负担,我多次写信鼓励她,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,顺利考上大学,顺利生下我俩的爱情结晶。

  空九师某团副团长徐振东也是从空二师调来的。他了解我的情况,多次催我回师部,向李师长汇报家庭分居的困难,争取得到领导的支持。徐副团长答应在他们的家属住房内挑一套较好的房子,让我妻子先搬进来。我向李师长汇报后,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,并对我表示歉意地说:“王主任,真对不起,你这个问题,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?”问题就这样很快解决了。对我来说,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,工作上更加努力了。

  正当我把“安乐窝”布置妥当,忽然接到命令,所有家属限期集中到四平市。齐书云在新家还没有住上一个星期,又仓促地把家搬到四平。大概是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,我突然接到齐书云从四平打来的电话,说她刚接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计划明天回北京。我此时正担负着飞行训练,请假的事说不出口,只能在电话中向她表示祝贺。开学不久,收到她从学校寄来的一封长信,她报考的是理科,学机械工程,学制5年,要到1959年秋季毕业。

  冬天一到,乍从南方来的人就感到北方的天气真让人受不了。室外经常在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。飞行就遇到困难:机场常被大雪覆盖,要扫雪清道;飞机发动机在严寒下起动点火慢,有时还要预热;气候变化大,寒风彻骨,起飞降落要格外小心。一天,师部有一架雅克—11飞机,命我飞到黑龙江牡丹江第七航校,于是我带一名机械师同行。飞机顺利抵达牡丹江,我让机械师先回去,自己去长春空军医院看望老战友徐怀堂。抗美援朝时他驾拉—11歼击机击落名噪一时的美军F—86喷气式战斗机一架,开创了空战史上的一个先例,立了一等功。当时他在空军医院养病,我的到来,让他大吃一惊,双方握手言欢,畅叙忆旧,很是高兴。徐怀堂透露一个秘密,空九师即将装备米格—15歼击机,更换拉—11,这是由“老牛” 变“燕子”( 当时对米格—15的爱称),是由活塞式向喷气式的飞跃,我感到异常高兴。

  1954年11月某日,空九师飞行员集体去长春空军医院检查身体,我的结果是“甲等”。以我的年龄,以我的飞行经验,驾驶米格—15是不成问题的。作为师领航副主任,首先要熟悉这种机型,然后才谈得上教全师飞行员。我将这个喜讯告诉妻子齐书云,让她分享我的快乐。我翘首以待,盼望着米格—15早日飞临空九师机场。

  正当我高兴异常时,突然接到命令,调我到牡丹江第七航校工作,这真是晴天霹雳,期望飞喷气式飞机的意愿成了泡影,不亚于冷水浇头,满腔热情一下子凉了。接连几天情绪不稳定,李副师长发觉了我的心思。一天,他找我谈心,再三对我解释和安慰,无论如何不能影响今后的工作。革命大家庭,什么工作都需要人做,不能挑剔,一定要做到绝对服从组织分配,这是原则问题。

  12月初,我去了牡丹江。1948年,我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日子。对比一下确实变化很大,尤其是机场塔台、跑道、信号设施,完全是现代化的,比起日伪时期的设备,不知要好多少倍。整洁的营区,绿树成荫,还有辅助的托儿所、宾馆、邮电所、百货商店、浴室、文化娱乐场所等,建设得像一个城市。只认识一位当年老航校的同事黎明,现在他是航校校长。副校长是原国民党空军昆明航校教育长张有谷。张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空军某部司令,是起义人员。都是熟人,也感到亲切融洽。领导上仍要我任领航主任,在训练处飞行训练科上班。因为工作不忙,我又坐不住,经常到各团去走走,团领导、大队领导、教员以及学员,都认为我是校部来的,热情款待,刮目相看。这样反而让我感到很拘束。

  1955年3月,妻子齐书云来信,说学习辛苦,承受不了,怀孕更增加负担。我坐立不安,只好写信安慰,希望她克服困难,坚持下去。我同时写了一个请假报告,报告还未呈交,训练处处长通知我赴河北通县某师将两架雅克—11飞机飞回来,并带一名副大队长同行。我们来到通县等了两天,结果情况有变化,飞机不给了。我趁此机会到北京,见了岳父母及妻子,见妻子腆着大肚子抱着一摞书,我真有说不出的感受。岳父母对我透露出一种希望与恳求:可否调来北京照顾夫妻关系。我回到牡丹江后,正好见到了空军司令部训练部的王力,我们是东北老航校同事,我就将这一情况向他谈了,请求他帮助解决。

  一天,校方通知我去大连接收飞机,路经沈阳降落加油,与空九师李旭昌副师长相遇,他正在机场指挥米格—15飞行训练,我触景生情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

  这次从沈阳驾机直飞牡丹江,想不到竟成为我进入空军部队后的最后一次告别飞行。也就是说,当我36岁身强力壮、经验丰富、还可大干一场时,却要从热爱的飞行工作中退出来,告别空军部队,告别战友,告别我热爱的飞机。

  当我返回牡丹江航校后的第三天,校党委正式通知我转业到地方工作。来到北京空军司令部航校干部部报到,指令我去国家体委航空部工作,办公地址设在天坛公园内,航空部负责人说我的工作是“干事”, 干什么事,我也不清楚。我遵命来到滑翔组找组长王勃。见面后相互寒暄一通,只说办公桌椅已安排好了,今后就在这个滑翔组办公室上班。另外还有几位同志,大家互道姓名,简单介绍一下工作内容、性质后,就闲坐聊天起来。公园内游人不多,寒冬腊月,大雪纷飞,猫在室内围炉取暖,谈天说地,大有一番闲情逸致。

  1956年元旦,我与一位小通信员在办公室值班,忙着生炉子取暖。忽然推门进来了几位不相识的青年人,点点头打了招呼,在室内环视一下后离开了。当时我就想到,不知哪位首长来了。果然没有猜错,炉子刚生起来,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推门走了进来。我立即起身立正,向总理鞠躬,说:“周总理,您好!”周总理穿一身藏青色呢子大衣,与我紧紧握手,连声说:“同志们辛苦了,你好!好!好!”总理和大家围炉烤火,并问我姓名、年龄、干什么工作、结婚没有、岳父母的姓名等等,问得很详细。我一一作答。看得出,他那双浓眉紧蹙,像在思考着什么。过了片刻,总理若有所悟地说:“你就是1946年4月驾飞机到解放区的王延洲?”我回答:“是。”我惊叹总理的好记性。总理笑道:“你还是我的学生呢!”我曾在龙8官网七分校十六期毕业,当然是他的学生。总理接着说:“1946年春,我在南京,曾经有一位团长,说是你哥哥,来找我,要求让你回去。当时我有封电报发给晋冀鲁豫军区,让他们转给你,那封电报你收到没有?”我连忙答道:“我收到了,是张香山交给我的,他那时是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部长。”总理又问:“那你还记得电报内容吗?”我说:“当然记得,来者欢迎,去者欢送嘛!所以,我决定留下来为人民服务。”总理夸奖我选择对了。总理又问:“你岳父是齐鸿桂吗?”我惊异他的记忆力,连声说是。总理说:“齐鸿桂勤工俭学在法国学习,我们是老朋友了。只是多年不见,代我问他好。”总理说罢,起身告辞。我急忙掏出笔记本和笔,请总理留言作个纪念。总理接过笔和本子,在上面写道:“以革命理论武装头脑,将革命进行到底!”下面签上“周恩来”的名字。我在以后的生涯中,无论是在哪里,我都将此视为珍宝,激励我排除种种艰难险阻,战胜一切困难。在滑翔训练中,培育新苗,为祖国争光。(未完待续)

  

  

  本期稿件编辑之际,惊悉王延洲先生离世消息,谨致深切悼念!——本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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