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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代书香第 抗战好儿郎—— 记抗战黄埔老兵陈慎

日期:2017-09-20 10:34 来源:《黄埔》杂志 作者:龚玉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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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2月23日,我们在杭州古荡访问了抗战老兵陈慎先生。陈老是浙江诸暨枫桥镇人,自幼家学渊薮,祖上世代读书,曾祖父陈伟是前清举人,人称“浙江经学第一人”。祖父陈守真早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,对《易经》颇有研究。父亲陈权(1890-1950),原名崇谦,字伯恭,曾任西北五省(陕甘青疆宁)测量局长。1949年在兰州随陶峙岳部起义,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参谋,浙江省工矿厅高级工程师,1950年在杭州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校长任上过世。

  以下就是陈慎先生一生的故事:

  青少年时代

  1923年12月25日,我出生在枫桥镇先后陈村(今先进村),在镇上骆氏小学读完高小,在绍兴承天中学和战时中学读的初中,后来又到金华读高中。记得1939年11月的一个下午,日寇6架轰炸机飞临枫桥,轮番轰炸,村里几百间民房被日军炸毁,和平宁静的村落,顿时血肉横飞,只剩下一片残砖断瓦,满地狼藉,惨不忍睹。枫桥集英小学十多个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躲避不及,死于炮火。我的母亲见状,不顾安危,跑出去抢救邻里孩子,也不幸中弹身亡。

  那年我只有16岁,见到被毁的家园、惨死的母亲以及众多乡亲流离失所,国恨家仇,牢牢地铭刻在心上。

  临近高中毕业时,日军炮火步步紧逼,杭州、萧山相继失守,诸暨、金华一线也已经危在旦夕。我本想报考浙江大学,但是浙大已经西迁内地了,只好改考湖南大学,被湖南大学土木系录取了。

  当时,同学们想到日军的大举进攻,国家民族,危在旦夕,纷纷投笔从戎。1941年春,高中毕业后的我放弃了就读湖南大学的机会,毅然决然,投考了正在金华地区招生的军校。录取后,我们随教官来到江西铅山县陈坊军训部报到。我被编在入伍生1团7连,接受为时7个月的训练。受训结束后,学员们要经过第一轮的考试(主要是数学与体检)。考试及格后,我被录取在中央军官学校18期工科(即黄埔18期)学生队,我们由铅山县出发,步行到湖南零陵县(今永州)学习。军校的科目有桥梁、筑城、道路、测量、建筑、坑道、爆破、步兵攻战、孙子兵法、劈刺等内容。在校期间,我们享受的是中士待遇。

  1943年8月5日,我从军校毕业。可以说,我在军校学会的这些本领,多年以来,无论在战争中,还是在后来的和平时期里均使我受益匪浅。

  在抗战前线

  离开军校后,我们立即被指派到河南登封县抗战前线驻防。

  我在13军任军部参谋处少尉见习参谋,与我一起到登封的几位同期战友钟仲绥、禇信、庐大成则被分配到军务处;黄余生、周柏寿在军部工兵营任少尉排长;钟仲桓任第4师工兵连排长;符气宏担任89师的少尉排长。

  1944年,日军第110师团大举进犯豫西的伏牛山我方阵地,作战科长王统佐命令我到前线了解战备情况,回来汇报。当我到达4师12团阵地时,刚好敌军来犯。此时,我想到日军的残暴行径,大片国土沦丧敌手,百姓流离失所,民不聊生,母亲以及众多善良的乡亲们惨遭日军杀害,国仇家恨,一齐涌上心头,再也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,我请示了12团的一位连长,拿到了步枪、子弹与手榴弹,与战士们一起进入阵地,见到迎面进攻的日军,我们猛烈开火,我亲手打死了两个冲在前面的日本鬼子。

  我军处于有利地形,居高临下。日军利用炮火优势,向我军阵地猛烈开炮,炮弹落在我的附近,炮弹开花爆炸,岩石被打得四处飞溅,有几块石头正好击中我的前胸,鲜血直流,直到今天我的胸前仍留着当年负伤的疤痕。

  我们在阵地坚守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后援部队跟上来了,我军士气大振,敌军败退了下去。战后,我得到军部的传令嘉奖。在豫西会战中,升任中尉排长。

  后来,在战事的换防中,我因工作需要调到4师工兵连,移防到湖北的当阳县。我们工兵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造桥铺路,为大军的行进打前哨。当时我们造的桥梁大多是木制的简易桥,经常征用民船。我们将民船排列在河面,用铁索将船连接起来,再在船上铺上木板,这样,一条临时的浮桥就搭成了,军队、武器均能顺利通过。

  未久,部队又要换防了,我随部队到贵阳青岩休整。休整后,我又奉调到军部工兵营。此时,部队南下至广西柳州。

  我们工兵营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架设桥梁。那次我们是建造供大部队行进较为牢固的木桥,虽说也是临时性的桥梁,但比原先用木船连接起来的浮桥要好多了,桥梁牢固,可以较永久地使用,准备反攻时供大军通过(当时军队已经配备了美式载重武器)。正在建桥时,忽然传来特大喜讯,日本无条件投降了!全体官兵闻讯,欣喜若狂,那天晚上,大家欢天喜地,吃了一顿丰盛的庆功宴,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终于要过上渴望已久的和平生活了!每一个官兵都在心底里盘算着,胜利了,可以解甲归田,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了!

  抗战胜利以后

  抗战胜利,我所在的部队奉上级调派,到广州去接受日军投降。

  1945年中秋节,我们13军被调派到九龙,大家坐上开往东北的运输舰,三天四夜到达秦皇岛,然后,奉调到山海关、绥中、兴城、凌源一线驻防。最后,我们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。在东北战场上,由于国民党部队整体军事失利,13军守地逐步萎缩。我军从平泉围场到承德,又奉傅作义将军的命令,集结到北平。当时我是军部工兵营3连上尉连长。

  在我们驻军北平时,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。当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才当兵的,内战期间,从心眼里厌恶自己人相互残杀。于是,我离开了军队,带着妻儿回老家诸暨。

  到了上海,正好遇见老上司戚扬(原工兵营的营长),他劝我一起去台湾。我说,我不想去台,只想回老家谋生。自此以后,我彻底离开了国民党部队。

  到了家乡,人有一种无官一身轻的感觉。我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参加了新四军的金萧支队。二哥找到了我,要我利用龙8官网的旧脉络,通过路东县县长周岐山、江东区长李寿鹏的关系,策反国民党的诸暨县长张清尘,不料,事情败露。我又通过我的关系,黄埔同学张石如(当时他是县府警卫中队长)营救了金萧支队的赵阿章、陈汉新等出狱,虽然冒了极大的危险,但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。

  获得新生

  20世纪50年代初,通过枫桥区人民政府介绍,在浙江省公安干校学习5个月后,我被分配到临安专署省人民法院临安分院(即专署法院)工作。在法院工作的那些日子,我做事积极努力,很快被提拔为法院的助理秘书,负责司法行政工作,同时掌管法院印章。后来我又被调去审理案子。那些日子,我每天埋头苦干,一直做到深夜,第二天仍照常上班。可以说是兢兢业业,严守纪律,忠于职守。

  在钱江建筑公司

  1951年冬天,开展了一次“政治自觉运动”,我被编入公安处的学习小组。后来我被送到华东革命大学一部七班学习。

  之后,我被送到乔司农场劳改。由于我有一定的技术,就被调到钱江建筑总队。后来,钱江建筑总队更名为钱江建筑公司。由于我不断向上级部门申诉,终于在1955年获得了释放。但是,他们仍动员我留场就业,实际上,当时我是一个并不具有完全自由的农场职工。

  我被释放时,农场当众宣布,我成为钱江建筑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,发给我一张黄底黑字的工作证,每个月我能拿到29.5元工资。

  到了1956年,公司进行了一次工资改革,我被评为二级勘测技术员,工资也相应提高到52.5元一个月。不久,钱江农场成立了工会组织,我不仅是第一批工会成员,还被选为钱江公司设计队的劳保委员。

  在公司里,我做事勤勤恳恳,为了工作东奔西走,跑了许多县市的企业、公司联系业务。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,我们在开化大路边做煤矿测量,甲方自己也有四个人的测量组,由于当时开掘相向二边的同一个坑道(挖掘一个坑道,两边的人员由相对方向开掘),不知什么原因,双方能听见对方开掘的声音,却总是贯通不了。我采用了经纬仪测量了方位与水准,第二天就打通了,完成了任务。甲方非常高兴,特地请我们吃饭,我也高兴极了,一连吃了五个大面包和一碗红烧肉,回来洗了个热水澡,当时真是好开心啊!其实,这些技术早在龙8官网时,教官就教过了,不费什么劲。

  1966年,公司总部从杭州迁到郊区的闲林埠,我从钱江设计队被调进钱江机械厂铸工车间打泥芯。后来,又调去做成品检验员。

  由于我有技术,各种活都拿得上手,公司领导对我还算关照,从未受到批判,在经济上定了厂里的最高一档,每个月22元工资。有好几次,领导见我家里实在困难,还给我特批了二三十元的生活困难补助金,还准许我回杭州探望家人。

  改革开放以后

  1978年秋,我离开公司回家,开始了“临时工”的生涯。当时,各家企业都缺少技术人员。我先接到户口所在地清泰街道的通知,派我到街道建筑队当施工员,不过,这家企业给的工资实在太低了,没谈成。

  后来,我到河南杨村煤矿,做测量、预算与房屋设计工作,大约做了5个多月,又经人介绍回到杭州,在望江机械厂铸造车间当师傅一年多。后来,我在许多地方打过工,在缙云新碧综合厂、诸暨萃溪公社探矿,还在江东机械厂、诸暨县草塔供销社以及一些建筑队当过技术顾问。有的企业我只干了几个月,有的做了一年左右,最长的一次是连续做三年多。

  在萃溪公社探矿时(那里发现了铅锌矿),我一个人跑到图书馆、冶金厅等单位查阅资料,花了3个月的时间,就铅锌矿的开采与粗加工的方法等方面,写出了几万字的开发报告。

  80年代以后,政策逐渐放宽了。1982年,钱江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付全信,到处打听我的下落,总算找到了我,对我说,现在要大搞建设了,各行各业都需要技术人员。大学多年不招生了,尤其是建筑业,青黄不接,多数企业在闹“人才荒”。他建议我去教书,培养年轻的建筑人员。于是,我到了省供销社绍兴分校办的建筑专业班教书,开始时只是当教师,教学员们如何识图、施工、管理、测量等,后来,做班主任、教研组长,工资也由原来的96元逐步加到300元。

  申诉、平反、落实政策

  多年以来,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理念:相信党、相信政府,将来终有一天会给我一个公正、公平的结论,还我一生的清白!

  改革开放以后,我常常听到许多人被平反,落实政策的消息。

  我想,我只是一个“无业游民”,一个临时工,20世纪50年代以来,组织上也没有给我定性,没有戴什么“反革命分子”,或者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,我也能获得“平反”吗?

  回想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:早年投笔从戎,保家卫国,出生入死,真刀真枪,奋勇杀敌,参加过豫西战役、湘桂战役、粤西战役,抗击日本鬼子;抗战胜利后,厌战回家;解放前,做过对国民党官员的“策反工作”;50年代,投考省公安干校,做事兢兢业业,热爱祖国、拥护共产党领导;在临安专署法院时,工作积极,由文书到秘书,再到审判员;多年的改造中,恪守法纪,积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;在供销技校教书时,多次获得优秀教师称号;由我主持设计的诸暨草塔供销社建设大楼工程,获得优良工程业绩等等。

  我与二哥(浙江省农工民主党秘书长陈浪)与供销学校的谢校长谈起这些事。在他们的鼓励下,我鼓足勇气,到省信访办、到省法院申诉。让我深感慰藉的是,这些单位非常客气地听取了我的申诉、阅读了我的申诉书。特别是时任浙江省高级法院的邬家箴常务副院长,我在临安法院工作时,就是我的领导,对我的情况十分清楚。原钱江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付全信,为我在钱江公司的表现、我的技术能力以及在省供销学校教书的业绩做了证明。

  在我奔走半年多以后,终于有了结论,我终于平了反、落实了政策。我恢复了名誉,以及相应的退休工资待遇。

  幸福晚年

  1989年,我参加民革后,四次获得“省民革优秀党员”称号。

  现在,我享受退休国家干部待遇,有5000多元一个月的退休金,夫妇二人住房有80多平米,生活平静、康泰、快乐,晚辈时常过来探望我们。逢年过节,街道、社区以及许多志愿者会来慰问我们。

  我住在古荡,这个地方离玉泉、植物园与西湖不远,风和日丽的日子,我们夫妻俩人常常携手同行,到这些公园去散散步,在湖畔的茶室坐坐,与老伙伴们聊聊天,喝喝茶,日子过得平静而愉快。

  2015年,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“铭记·关怀”华侨与抗战电视文艺晚会上,我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发言,并受赠“抗战胜利纪念章”。

  回忆一生的经历,颇多感触,昔日已逝,来日可追,抚今追昔,我家兄弟姐妹5人,除大哥早年为抗战捐躯以外,其余几位均在86岁上下时驾鹤西去,唯有我一个,今年已经94岁了,依然身体硬朗,舒畅乐观,也应当知足常乐、安于天命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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